从1976年4月“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打倒，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复出，再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乾坤，邓小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实现了复出与掌握最高权力。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谁是邓小平的“关键先生”，他最应该感谢谁？

1976年10月24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天安门城楼上中共领导人的站位正是中共后毛泽东时代权力架构的体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左三）位于正中，两位毛泽东挑选的辅佐元老——代表军方的叶剑英（左二）、政府的李先念（左四）位于华国锋左右，华国锋的支持者纪登奎（左一）、陈锡联（右三）、汪东兴（右二）分居两侧，毛泽东时代深受信任的许世友（右一）位于最右侧（图源：VCG）

毛泽东身后的权力安排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对于身后事就开始着手安排，有意识地培养提拔一些年轻干部。比如说文宣领域的张春桥、姚文元，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军队系统的李德生，行政系统的华国锋。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叶剑英、王洪文与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也当选政治局委员并随后兼任公安部长，再加上留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及次年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从而在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所谓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权力架构。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身后中共权力架构的一种尝试。外界流传很广的，毛泽东曾找邓小平密谈，让邓小平出面做出文革是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则应允停止文革，被邓小平拒绝的故事，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身后的布局。

邓小平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后，在毛泽东的身后安排中，由四人帮文革新贵执掌意识形态，以保证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不会被否定，叶剑英作为军队老帅执掌军队保证国家的稳定，老革命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则在政府层面予以辅佐，华国锋兼任党政军一把手地位超然。在这一体制下，老革命与文革新贵相互制衡，华国锋则可以通过权术牢牢掌握最高权力，这样一套权力架构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与权术的深刻理解。

然而，毛泽东似乎忘记了一点，从出身来说华国锋与四人帮都属于文革新贵，其权威来源是毛泽东，双方必然会围绕毛泽东这一政治资源发生争斗，争夺毛泽东的解释权。同时，华国锋作为行政体系出身的干部，对李先念为代表的行政体系天然存在好感，缺乏军队资源又使华国锋不得不在军事上依赖叶剑英。

军队、行政系统的老革命们对于文革、四人帮态度如何，是毋庸讳言的。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联合起来清除四人帮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从而最终形成叶剑英、李先念辅佐华国锋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共权力格局。

华国锋的昏招

当文革结束，尽管华国锋将文革的错误丢给了四人帮，但文革是有错误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们就有可能是被“错误”打倒的，由此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被打倒的老革命们的复出也就是迟早的事了，这是华国锋所不能阻止的。更何况，在后毛泽东时代辅佐华国锋真正掌握实权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本就是老革命出身，谁没几个老战友、老下级被打倒？

对华国锋来说，好消息是四人帮已经清除，他终于可以垄断毛泽东的解释权，利用毛泽东来为自己的权威背书。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被传达全党，其中之一即是“凡是毛泽东点过头的，做过批示的，都要坚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自然也包括在内。次年，华国锋又亲自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通常被视为“两个凡是”的先声。随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场试图通过个人崇拜“造神”来增加华国锋权威的运动在中国展开。几个月里，涌现出了成百上千条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与文章，大量歌颂华国锋的歌曲、诗歌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中国全国上下有毛泽东画像处旁边必有华国锋画像相伴。曾为毛泽东大管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切荣辱实际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在后毛泽东时代亲近与拥护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理所当然。因而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最为积极，同时他也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当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达到权力巅峰时，汪东兴也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副主席，达到一生仕途的顶点。

这一造神运动最高峰或者说最大的成果，即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随后被《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社论形式转载，提出了有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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